1. 金融精准扶贫贷款专项统计制度主要包括哪些统计内容
一、金融精准扶贫贷款专项统计制度包括以下五个统计内容：
1、贫困地区扶贫贷款统计；
2、 扶贫贷款及相关普惠贷款专项统计；
3、精准扶贫贷款统计；
4、贫困地区金融基础设施统计；
5、货币政策支持情况统计。
二、扶贫贷款：
扶贫贷款是由国内有关金融机构承担的一项政策性贷款业务， 它是我国扶贫开发的重要组成部分， 发放的形式主要有两种： 一种是到户的小额扶贫贷款； 另一种是发放给龙头企业以及基础设施建设的扶贫贷款。
三、扶贫贷款存在的问题：
1、扶贫贷款与商业化经营两种属性的矛盾。
扶贫贷款是政治任务与经济工作的结合载体，它是国家为了促进和保持国内经济的区域均衡发展，支持贫困地区改善基础设施和发展本地优势产业而实施的一项扶贫发展计划。说它是一项经济工作是因为它有别于其他的财政无偿拨款和无偿投人，实行以借贷有偿和付息对价的原则，是一种信贷行为和经济杠杆，具有政策倾向性、优惠扶持性的特点。而商业性经营是以经济利益为出发点，获取商业回报为目的，这是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遵循的最基本的经济规律。当前扶贫贷款在农业银行的商业化运作过程中，欲使熊掌与鱼翅二者得兼，必然顾此失彼，从而导致扶贫贷款的商业化运作矛盾迭出。
2、承货主体能力弱化与信货主体控制风险的刚性约束的矛盾。
扶贫贷款承贷主体的选择是扶贫贷款投放的重要“门槛”，加强对扶贫贷款准人条件的严格要求，主要是为了防范贷款项目的风险。作为政府部门更希望贷款投向于生产困难的企业和急需解决贫困的农户。而作为贷款主体的银行首先选择贷款有偿还能力的企业和个人。根据农银发[1998]99号《中国农业银行扶贫贷款管理办法》规定:以种养、林果业产品为原料的加工业和扶贫经济实体项目，项目资本金不低于总投资的20%。而在我州当前相当一部分企业亏损严重，自有资金严重不足，这无疑使大部分企业被拒之扶贫贷款门外。企业如此，对于贫困地区的个人来说，确实过于贫困没有偿贷能力，也使信贷主体对其失去信心，从而使承贷主体对扶贫贷款的需求与信贷主体对承贷主体的选择矛盾加剧。
3、三农的低效性与货款追求高效的矛盾。
农业本身的自然特点就具有较大的风险，更何况贫困地区农业对自然的高程度依赖及农民对现有农业技术掌握程度的限制，造成农产品的产量和质量均难以达到增收的目的，即使部分农产品的产量取得丰收，由于农产品价格低，农产品增产不增收的现象时有发生，这就决定了当前贫困地区三农的低效性。同时，在贫困地区依托农产品为原料的加工企业由于产品深加工能力差，产品科技含量低，产品市场销路不够看好，使得这一部分企业效益难以提高。
扶贫贷款的发放不仅要保证贷款本金收回来，而且要能够得到利息收人，这是贷款投放的基本要求。如果企业和个人的贷款项目效益低下，必然同贷款追求高效目标产生矛盾，同样使贷款主体对承贷主体失去信心。
4、扶贫货款风险的多重性与货款责任终身追究的矛盾。
扶贫贷款的风险主要来源于贷款项目风险、承贷主体的信用风险和贷款的财务风险。
①由于扶贫贷款本身扶持的承贷主体个人及法人经济实际状况，无法为贷款提供担保，使扶贫贷款缺乏风险保障。
②由于贫困地区农业银行大多是贷差行，扶贫贷款所需资金绝大多数是靠向上级行借资金，资金成本高，有的甚至贷款利率倒挂，形成扶贫贷款发放越多，银行亏损越大。
③扶贫贷款贴息补贴难以到位，从1998年至2002年末湘西自治州农业银行扶贫贷款累计亏损13922万元，其中，因贴息政策变化应补未补利差2130万元，应补未到位873万元。
由于利率倒挂和利差补贴不到位，更加重了扶贫贷款的风险。扶贫贷款风险的客观性、多重性、政策性的存在，加上这种风险补偿机制的极不完备，贷款风险责任让人难以接受。
2. 农村贷款扶贫政策是真的吗我需要承担什么风险呢！
农村贷款扶贫政策是真的。这是国家精准扶贫中的金融扶贫，主要针对农村建档立卡贫困户，是鼓励、支持贫困户发展产业、增加收入的一项政策，贷款期间产生的利息由国家财政承担。
基本上是不承担风险的。但是，扶贫贷款由于是鼓励发展产业，所以贫困户不能挪作他用。扶贫贷款在三年之内按期还款，也是不要利息的。但是需要先由从农户个人账户划扣贷款利息，再由国家财政补贴给贫困户。贫困户注意还款时间，不要逾期。逾期后的利息按正常贷款利息由个人缴纳。
3. 农户贷款的当前农户贷款难的原因与对策建议
农户贷款难的问题比较复杂，存在诸多方面的因素，概括起来主要有： (一)政策和市场因素
作为中部欠发达地区，传统农业比重较大，农业内部结构不尽合理，随着近几年农村改革的逐步深入，适应市场经济需要大力推进农业结构的调整，使农业结构渐趋优化，总体上符合国家农业产业政策的要求。由于受地域及局部环境的影响，地方有关配套政策相对滞后，政府短期目标行为比较突出，影响了当地农业支柱产业的形成和农业的深层次开发。表现为农业主导产业及特色不明显，重点不突出，在结构调整中片面强调市场导向，而忽视发挥本地资源优势，一些地方领导行政干预严重，不顾农民意愿，一哄而起，农业结构的调整带有较大的盲目性。如鄂东某县前几年为发展蚕桑，要求农民大面积种植蚕桑，当市场情况发生变化后，蚕桑卖不出去，又挖掉蚕桑，后来市场稍有好转，又重新种植蚕桑，不行后又挖桑，形成“种桑、挖桑、再种桑、再挖桑”的怪事，结果不仅使农民利益受到损害，也使农业银行和信用社贷款受到损失，挫伤了农民生产和结构调整的积极性。农业是投资大、周期长、收益小的行业，对农户贷款几乎没有什么盈利，从经营角度讲，农村金融部门对这种低效农业不甚愿意给予贷款，这在客观上制约了对农户贷款的发放。地方相关政策的不配套，缺乏长远眼光和对市场的准确把握，以及不适当的行政干预，必然影响到信贷功能和作用的有效发挥，削弱了其支农的力度。
(二)资金因素
农户贷款主要由农村信用社发放，而信用社由于多年积累下来的各种矛盾和大气候的影响，经营中遇到很大困难，不良信贷资产占比重高，资金实力普遍不足。制约了对农业生产和农户所需的信贷投入。资金不足是欠发达地区农村信用社的突出问题。尽管近几年人民银行对信用社支农再贷款力度加大，资金总的看有所松动，但仍有不少信用社存在资金紧张问题。不少县市信用联社经常动用存款准备金，还有的县市为保付而不得不使用人民银行紧急贷款。信用社资金不足表现为：一是信贷资产质量板结，酿成了流动性陷阱，大多数信用社不良信贷资产占比达80%以上，大量不良信贷资产造成信用社支农能力下降；二是一些信用社亏损过大，占用了大量资金，造成了信用社支付困难，亏损的压力既削弱了信用社支农能力，又加剧了其支付矛盾，形成沉重的包袱；三是结算短脚，异地汇款几度转汇，又难于到帐，使农民客户不能得到快捷、便利的服务，致使一些大户和对公户纷纷转移他行，信用社的业务空间受到挤压，筹资能力受到削弱，进一步导致信用社负债比例失调。
(三)农村信用环境因素
在农村，尤其是在欠发达的贫困山区，人们的信用意识淡薄，法制观念不强，相对缺乏对信贷资金还本付息的主动性。农村金融业由于本身具有经营上的风险性，对法律机关的依赖性很强，但目前司法效率不高是不争的事实，使农村金融部门的合法权益得不到保障。不少信用社出于无奈，对大量不良信贷资产只好采取消极态度，一般都不愿意使用起诉方法来保护金融债权，使许多信贷资产处于自然流失状态。农村行政干预贷款现象也十分严重，由于近几年基层商业银行信贷权限上收，机构撤并，一些县、乡行政部门指令信用社发放本不应由信用社发放的非农贷款，这些贷款往往都是有借无还，使那些急需资金的农户得不到贷款支持。
(四)农户因素
对大部分农户来说，贷款难主要是由于偿还能力的问题。目前农户联保、抵押担保还不健全，一些边远山区这一办法尚未启动，缺乏贷款保证条件是农户得不到贷款支持的一个重要因素。就农户抵押物来看，仅仅是陈旧的农机具和房屋，由于农村距城区较远，这些抵押物多数未经过公证和过户。对农户的大额贷款的抵押实际是形同虚设，一旦贷款出现风险，抵押物难以受到法律保护。尤其是近年来农民收入普遍下降，稍有风险的项目不敢开发，农民单纯依靠种养业，收入很低，对贷款缺乏承受能力。大额信用贷款放出后很少能够归还，因此信用社非本社的存单作质押，一般不放大额贷款，而单纯从事种养业的农户，很少有大额存单进行质押，这必然影响到大额贷款的发放。
(五)贷款机构因素
一是健全了内控机制，收贷收息力度加大，对贷款实行严格的责任追究制度，只惩不奖，使信贷人员普遍产生“惧贷”的心理，多以不贷为上策。加上目前信用社正逐步推行“工效挂钩”的人事工资制度改革，使信贷人员感到收贷收息与工效挂钩的压力和责任不断加大，受个人利益驱动，造成信贷人员畏首畏尾，以规避风险、明哲保身为主。
二是信用社放款的额度、权限也制约了农户贷款的发放，按规定5000元以上的所有贷款都必须报县联社集体审批。基层信用社只能发放少量的5000元以下的小额贷款，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对农户的正常贷款。而且贷款手续繁琐，环节多，时间长，即使发放一笔小额贷款，从申请到发放，少则一个月，多则2—3个月。
三是在执行贷款政策上存在偏差，如有的信用社在对农户的等级评定中，要求申请贷款的农户必须在信用社入股，有股金和其它条件的，可评为一、二等，没有股金的则评为三、四等，而三、四等是不能获得贷款的，使那些没有人股但又需要贷款的农户得不到信用社的支持。
四是一些信贷人员作风不扎实，没有经常深入农户，了解农户的生产和资金需求情况，对信用社的支农政策宣传不够，服务不到位，只是被动地应付，甚至存在关系贷款、人情贷款的现象，使那些真正需要贷款而没有“路子”的农户实难获得贷款。
(六)人民银行支农再贷款的政策因素
自1999年人民银行出台支农再贷款政策后，通过不断增加支农再贷款投入，较好地解决了农村信用社的资金紧张状况，扩大了农户贷款面，有力地支持了农村经济的发展，其积极作用是很明显的。但从支农再贷款的管理上看，支农再贷款期限较短，不能与农业生产的周期相适应。农业生产具有周期长、季节性强的特点，其资金周转比较慢，一般地说，传统的种植业生产周期大多在6个月以上，养殖业大多在9个月以上，有的经济作物如林果特产品甚至达2—3年才能产生效益。而支农再贷款的期限最长为一年，与农业生产周期不同步，与农户需求不一致，使得部分缺资信用社对支农再贷款的申请和使用采取极其谨慎态度。事实上，近两年已有一部分支农资金不能按期收回，信用社只好以拆借资金归还人民银行再贷款，影响了信用社对农户贷款的积极性，也影响了支农再贷款的效果。 从当前看，要把解决农户贷款难的问题作为农村金融部门特别是农村信用社的中心任务，要站在农民的立场上来思考问题和处理问题，把是否符合农民利益、是否让农民满意作为信用社支农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为此，提出如下对策建议。
建议之一：加大支农投入，增加支农信贷资金
朱镕基总理在九届人大四次会议上指出：“农业是经济的基础，农业问题是未来经济发展的首要问题，而解决其资金来源则应主要依靠农村信用社”。因此，农村信用社应充分发挥农村金融的主力军作用，加大信贷支农力度，进一步拓展信贷支农范围，扩大服务领域，把贷款重点放在支持农户和农业生产上。信用社支农信贷投入总量不能低于上年水平，对农户和农业贷款占全部新增贷款比例应达70%左右。信用社要大力做好资金组织工作，认真清理外拆、外借、外贷资金，两级联社要做好辖内信用社的资金余缺调剂工作，确保支农资金及时投放：信用社在资金不足时，可酌情向人民银行申请支农再贷款，合理确定再贷款的期限和金额，保证用于信用社增加农户贷款。
建议之二：明确支持重点，搞好结构调整
农村金融部门要适应农业结构调整需要，拓展信贷领域，把支持发展农村经济、增加农民收入的着力点放到支持结构调整上来。集中资金优先发放农户种养业贷款和为农业服务的农产品加工、运输、小型农机具贷款，支持以公司加农户为主要形式的农业生产贷款和农户多种经营贷款。在农村经济发展过程中，专业大户起着重要的带动作用，它们为农金部门扩大信贷投放提供了广阔的空间。要重点支持专业大户从事农业结构调整的资金需要。为防止结构调整可能造成的信贷资金流失，政府可建立农业结构调节基金，增强农户在农业结构调整过程中的抗风险能力。政府在农户优势项目的产出期，可按农产品销售额提取千分之五的风险调节基金，作为农业发展项目专项扶持资金或新发展农业项目风险补偿金，在农产品市场不景气的情况下，政府从调节基金中适当拿出一部分，作为价格补差，以平衡农户 心理，保护优势项目的稳定发展，避免“跟着感觉走”的短期行为。
建议之三：优化农村信用环境，提高社会信用水平
在这方面要借鉴广东高州市的做法，结合本地实际，大力推行农村信用镇、信用村、信用户的“三信”建设试点工作，由农信社、乡(镇)政府、村委会和农户在相互信任的基础上，共同建立一种“四位一体”的社会信用体系。具体通过评估农户资信、划分信用等级、确定授信额度、核发贷款证等，建立“一户一档”的贷款管理制度，提高整个农村社会信用水平：为解决那些急需贷款扶持而又缺乏相应保汪条件的大额农户贷款问题，可由政府牵头成立专门的中介担保机构，为农民提供相应的担保服务，培植更多的既符合贷款政策又具备贷款条件的农户，以利于争取信用社的进一步扶持，健全农联保贷款网络组织体系，农户小额贷款的联保可在自然村、组中进行，农村专业大户的联保应由所在乡、镇种养专业协会成员联保，无论那一类的联保都应手续齐全，切实做到既联保，又联责。
建议之四：完善与农村经济发展相适应的信贷管理机制
一是对大额农户贷款亦可实行信用放款，在健全农户经济档案、夯实农户信息咨询系统的基础上，适当提高农户信用贷款的额度，针对不同的农户，不同的农业项目准许发放5000元以上、20000元以下的信用贷款。
二是适当下放农户贷款审批权，对20000元以下大额农户贷款，只要资金充足，可由乡镇信用社自主发放，只报联社备案。
三是在加强内控机制的同时，建立信贷激励机制，推行信贷营销责任制，把发放“三农”贷款、扩大农户贷款面作为对信贷人员考核的内容之一。在进行人事工资制度改革的同时，要充分考虑地方实际，尽可能地制定一系列切实可行的相关配套措施，保证责、权、利的对等，充分调动信贷人员的工作积极性和创造性，从机制上消除他们的“惧贷”心理。
四是对贷款的责任追究应区别对待，如对种养业大户确因自然灾害招致贷款损失，不应由信贷人员承担全部责任，以减轻信贷人员的心理压力。
建议之五：改进工作作风，完善金融服务
要在加强贷款管理的同时，按照灵活、方便、安全的原则，改进贷款方式，简化贷款手续，方便农民贷款。推行贷款公开制度，实现贷款发放“四公开”，即计划公开、对象公开、额度公开、利率公开，以接受农户的监督，增加透明度。信用社要进一步改进工作作风，信贷人员要经常深入农户，搞好调查研究，及时了解农户的生产、生活资金需求，想农户所想，急农户所急，为农民提供资金、信息、技术等多方面的服务，当好农民致富的好参谋。
从长远看，为了解决信用社的历史包袱问题，增强信用社的资金实力，有必要从政策上加大对信用社的扶持力度。
第一，是实行优惠的税收政策。对农村信用社发放的粮棉油种养业贷款应免征营业税，对贫困地区信用社继续免征所得税，对高风险信用社在一定期限内实行免税优惠，使之能休养生息，降低财务风险。
第二，是实行优惠的财政政策。对信用社因承担政策性贷款业务造成的亏损包袱和信用社过去支付的保值储蓄贴补息，国家财政应予以补贴。
第三，是合理消化历史包袱。可考虑：A.对在行社脱钩时农业银行甩给信用社的不良资产划回农业银行；B.过去政策性的农业学大寨贷款、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前的村组集体贷款、小水电贷款等大多已成呆帐，应由国家和地方政府用专项资金予以本息核消；C.对信用社近些年来承担的在抗灾、扶贫、扶持集体经济、支持农业产业化建设等政策性支农业务中形成的不良资产，应由国家财政和人民银行共同组建全国信用社不良资产管理机构，采取收购的形式予以剥离；D.加大农村信用社呆帐核消力度，对有自身承受能力的信用社，允许其提高呆帐核消比例。
第四，是实行低成本融资政策。各级政府可安排一定数量的财政资金，以低利率、长期限(三至五年)借给信用社周转使用，人民银行可对各地流动性较好、信用较好，但暂时资金不足的信用社实行低息短期融资，加大对农村信用社的资金支持力度。
4. 金融科技在扶贫上的帮助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你我贷安全吗
借助大数据、人工智能等金融科技平台，可以减少扶贫过程中的现金流管控风险。你我贷重视金融科技的运用，近几年也在持续为公益事业做贡献。
5. 怎样写金融扶贫调研报告
/提纲：……
一、主要做法
（一）从“顶层设计”上做好“精准规划”
（二）从“评级授信”上做好“精准配合”
（三）从“风险补偿”上做好“精准对接”
（四）从“金融优惠”上做好“精准发力”
二、存在的问题
（一）“救济式”扶贫难转化为“造血式”扶贫
（二）银行发放扶贫贷款动力缺失
一是政府提供的扶贫风险保障基金一般在200万元左右并按照1:8的比例放大贷款
二是扶贫贷款收益低而风险高
（三）贫困户借贷及还款保障偏低
（四）金融精准扶贫合力形成难
三、对策建议
（一）加强贫困人口信用体系建设，提供金融生态保障
（二）健全扶贫风险体系，提供市场化风险分担机制
一是大力发展农业政策性保险业务
（三）充分发挥财税部门力量，提供协同保障
（四）加快农村信用体系建设
……
银行支行金融扶贫工作情况调研报告
类似范文：县金融支撑精准扶贫工作情况汇报
为进一步推进金融精准扶贫工作，人行**县支行主动作为，围绕“四个精准”大力推进金融扶贫工作，积极协调政府相关职能部门和大力引导金融机构形成“一体化”合力，成效初现。
一、主要做法
**县属经济欠发达县，省定贫困村**个，建档立卡贫困人口***人，占全县总人口的2.23%。近年来，人行**县支行紧紧围绕“四个精准”，积极引导辖内金融机构探索多元化金融扶贫模式推动精准扶贫，取得了较好的经济和社会效应。
（一）从“顶层设计”上做好“精准规划”。人行**县支行积极推动地方政府完善扶贫金融配套制度和体系，牵头制定出台了《**县金融精准扶贫实施方案》，加强了对金融精准扶贫的指导。在人民银行**县支行的协调下，各涉农金融机构也纷纷制定出台了《**县扶贫和移民产业贷款管理办法》，采取“信贷+特色农业+贫困户”等精准扶贫模式，涉及
……（新文秘网http://www.wm114.cn省略607字，正式会员可完整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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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了5万元移民扶贫产业贷款，将原来饲养5头牛扩大到20多头，至2016年6月底出售耕牛10头，销售收入近10万元，获纯利2.6万元。
（四）从“金融优惠”上做好“精准发力”。2016年根据县域实际，人行**县支行积极引导农信社创新扶贫信贷产品，推出“扶贫小额信用贴息贷款”，采取“授信管理、随用随贷、余额控制、周转使用”的管理方式，对贫困户提供资金支持。贷款期限根据贷款用途和生产经营活动的周期合理确定。同时按照“先收后贴、应贴尽贴”的原则，对扶贫贷款实行全额贴息。同时，人民银行于12月1日向信用社发放扶贫再贷款6500万元，将用于产业扶贫贷款和个人精准扶贫贷款，贷款利率按照人民银行公布的基准利率执行。截至11月底，**县扶贫产业贷款户数120户，金额499.7万元，扶贫小额信用贴息贷款2户，金额5万元，减免贫困户贷款利息25万余元。
二、存在的问题
（一）“救济式”扶贫难转化为“造血式”扶贫。**县贫困人口中近90%贫困原因为因病因残疾等原因致贫，属于典型的“无劳动力、无经济来源、无资源”人群，只能通过财政补贴政策保障基本生活需求。具有普通劳动力或部分劳动力的贫困户仅占10%左右，使得符合银行信贷条件的金融扶贫对象及支持项目缺乏，能通过金融扶贫、产业扶贫来实现脱贫的覆盖面非常低。
（二）银行发放扶贫贷款动力缺失。一是政府提供的扶贫风险保障基金一般在200万元左右并按照1:8的比例放大贷款。金融部门实际投入扶贫信贷资金目前已达到6600万元左右，远远超出这一比例。而扶贫贷款收息难度和风险隐患大，潜在资金损失风险十分明显。二是扶贫贷款收益低而风险高。贫困户的收入来源较为单一，贷款后还款压力较大，贷款追偿难。银行机构将大量资金投入到见效慢、收益低的农村贫困地区，与其经营效益最大化的目标存在明显冲突，弱化了其支持扶贫开发的积极性。
（三）贫困户借贷及还款保障偏低。一是贫困户缺乏有效抵押物，而农业经营风险分担和保险机制尚未形成，在没有任何抵押或是有力保障措施的情况下，银行出于自身利益考虑不愿发放贷款。二是现实中一些贫困户依然把贷款资金等同于政府救济款，信用观念认识不到位，对贷款资金偿还意愿不强。
（四）金融精准扶贫合力形成难。扶贫资金涉及财政、扶贫、科技、林业等多个部门，扶贫办、财政、银行之间信息共享机制落后，政府扶贫政策、扶贫指标及具体措施和银行机构扶贫贷款披露制度未能及时共享，难以发挥银行信贷资金在扶贫开发中的乘数效应。
三、对策建议
（一）加强贫困人口信用体系建设，提供金融生态保障。一是统一开发金融扶贫信贷管理信息系统，对接贫困农户建档立卡和扶贫监测信息系统，采集有劳动能力的贫困人口信用信息情况，为准确识别贫困户提供依据。二是大力加强贫困人口信用环境建设，建立完善贫困户、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信用信息征集机制、信用评价机制以及农村信用信息共享机制。
（二）健全扶贫风险体系，提供市场化风险分担机制。一是大力发展农业政策性保险业务。重点小额扶贫保险，扩大特色种养业险种，提高政策性农业保险的补贴比率、补贴范围，降低保险费率，扩大农业保险覆盖面。二是建立农村信用担保体系
6. 金融扶贫中风险补偿金和担保金的区别
风险介绍
上市公司对外担保乱象丛生的原因是复杂的，但不外乎有以下几个方面：社会各界自认为上市公司都是优质公司，戴着“上市公司”这个光环，似乎实力和信用就一定很强。特别是商业银行对上市公司担保较为看重，一些银行甚至暗示借贷者寻找上市公司担保，贷款审批才容易过关。一些上市公司为了谋取利益也甘愿担保，从担保中按照贷款额度收取一定比例的担保费用。
当然，也不排除一些地方政府强制或者官员“协调”，来自政府的行政压力和官员的威慑力，上市公司不得不提供债务担保，即是上市公司的非自愿行为。
此外，监管上也存在严重漏洞。保护投资者利益和投资安全一直是监管部门的重点工作。对投资者利益的最好保护之一就是监管好上市公司的各种行为，包括信息披露的真实性、及时性和有效性，特别是上市公司资产资金、经营活动的变动变化，安全性和重大风险预警等。上市公司对外担保问题，涉及到上市公司的资产安全甚至整个经营安全问题，必须有严格的制度约束和监管。对个别上市公司对外担保额度已经超过其资产的100%以上甚至超过25倍了，监管部门显然不能失语。
上市公司担保风险一旦暴露不但造成商业银行贷款出现风险敞口，更重要的是给已经投资该公司股票的投资者造成巨大损失。根本原因是上市公司的责任，但监管部门也逃脱不了干系。
7. 贫困户小额贷款的政策
贫困户每户最高可贷款5万元，并且三年内免息：
一、按照相关规定在脱贫攻坚期内，符合以下4个条件的贫苦户每户最高可贷款5万元，由当地县级财政机构按照同期贷款基准利率给予全额贴息，对于农户来说也就是三年内免息，换句话说，也就是国家拿5万元无偿的给农户用三年，农户可以利用这笔钱进行生产或者创业，进而脱贫致富。
二、根据国家金融扶贫政策的相关规定，2017年农村贫困户只需满足以下4个条件，即可申请享受扶贫小额信贷政策：
1、“三好”农民。即遵纪守法好、家庭和睦好、邻里团结好。
2、“三强”农民。即责任意识强、信用观念强、履约保障强。
3、“三有”农民。即有劳动能力、有致富愿望、有致富项目。
4、“三无”农民。无赌博、吸毒、嫖娼等不良风气；无拖欠贷款本息、被列入贷款黑名单记录；无游手好闲、好吃懒做行为。
(7)金融扶贫贷款风险管控扩展阅读：
1、扶贫贷款的贴息范围：2000年1月1日起，中央财政根据国务院确定的年度扶贫贷款计划规模(含当年新增、收回再贷、未到期的上年新增扶贫贷款)，在计划额度内进行贴息。1998年前发放的所有扶贫贷款均不再贴息。
2、扶贫贷款的贴息比例：根据国务院作出的“从2000年开始，把当年新增扶贫贷款，收回再贷的扶贫贷款，以及未到期的上年新增扶贫贷款全部纳入当年扶贫贷款计划；财政部根据年度扶贫贷款计划给予贴息”的决定，中央财政在国务院批准的年度扶贫贷款计划规模内贴息，原则上只贴一年。
3、扶贫贷款的贴息年限：根据国务院作出的“从2000年开始，把当年新增扶贫贷款，收回再贷的扶贫贷款，以及未到期的上年新增扶贫贷款全部纳入当年扶贫贷款计划；财政部根据年度扶贫贷款计划给予贴息”的决定，中央财政在国务院批准的年度扶贫贷款计划规模内贴息，原则上只贴一年。
4、扶贫贷款贴息的结算：扶贫贷款贴息实行按季据实结算。每季末由农业银行各省级分行(直属分行列其中数)汇总填报《扶贫贷款财政补贴利息结算表》，经省级财政部门会同省级扶贫主管部门审核同意后，上报财政部和农业银行总行；
5、由农总行汇总后(附分省表)，于次季第一个月底前报财政部，由财政部审核，并与农业银行总行结算。各级农业银行和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财政厅(局)、扶贫办必须认真、及时、真实、准确地按照规定做好此项工作。
8. 《广西壮族自治区扶贫小额信贷风险 补偿金管理办法（修订）》政策有哪些内容
为更好地理解和执行《广西壮族自治区扶贫小额信贷风险补偿金管理办法（修订）》（以下简称《办法》），现将相关政策解读如下：
一、《办法》出台的背景
（一）广西扶贫小额信贷进入集中还款期，对风险补偿金的启用已提上日程。
2019年，我区到期的扶贫小额信贷余额168.93亿元，占贷款余额总量（232.74亿元）的82.75%，尤其是第三、四季度，到期扶贫小额信贷33.59万户、152.79亿元，占全年到期贷款的90.44%。部分扶贫小额信贷出现逾期，亟待明确风险补偿金的补偿标准和启用程序。
（二）2018年国家脱贫攻坚成效考核反馈广西问题指出广西扶贫小额信贷风险补偿制度不健全。审计发现，某县未按规定制定扶贫小额信贷风险补偿金管理办法。
《自治区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关于印发2018年国家脱贫攻坚成效考核反馈广西问题整改落实工作方案的通知》（桂扶领发〔2019〕7号）要求广西银保监局和自治区财政厅牵头完善自治区层面的扶贫小额信贷风险补偿金管理办法，指导县级完善风险补偿制度。
（三）市县及金融机构多次提出调整意见。
随着扶贫小额信贷工作形势的变化，市县和放贷银行多次要求对原来的《广西壮族自治区扶贫小额信贷风险补偿资金管理办法》（桂财农〔2017〕58号）进行修改，以合理确定风险补偿比例，并明确风险补偿金的启用程序、损失认定标准等事项。
二、修订的目的
本次修订的目的，是为了鼓励、督促相关部门和放贷银行依法依规、扎扎实实做好扶贫小额信贷的回收工作，尽最大可能减少国有资产损失。
受上级政策和历史因素的影响，广西扶贫小额信贷在准入时未能严格审核，贷后管理也不如同类商业贷款严格，如果在最后的回收阶段还不能妥善做好问题授信的清收追偿工作，那必然会造成国有资产的巨大损失。
因此，通过本次修订，要充分发挥财政资金的政策导向作用，督促各级各单位严格贯彻落实自治区领导在2019年全区扶贫小额信贷电视电话会议上的讲话精神，“层层压实责任，倒逼工作落实”；督促放贷银行“切实负起扶贫小额信贷管理的主体责任，按照规定严格做好贷款的审核、发放、回收等工作”；督促相关部门用好用足政策、在法律法规允许范围内给予放贷银行最大限度的支持，共同做好扶贫小额信贷风险防控和回收处置工作。
三、政策依据
（一）《关于促进扶贫小额信贷健康发展的通知》（银监发〔2017〕42号）
（二）《中国银保监会 财政部 中国人民银行 国务院扶贫办关于进一步规范和完善扶贫小额信贷管理的通知》（银保监发〔2019〕24号）
（三）《关于创新发展扶贫小额信贷的指导意见》（国开办发〔2014〕78号）
（四）《关于全面做好扶贫开发金融服务工作的指导意见》（银发〔2014〕65号）
（五）《国务院关于加强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的意见》（国发〔2014〕43号）
（六）《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地方政府性债务风险应急处置预案的通知》（国办函〔2016〕88号）
（七）《财政部关于印发〈财政部驻各地财政监察专员办事处实施地方政府债务监督暂行办法〉的通知》（财预〔2016〕175号）
（八）《财政部 发展改革委 司法部 人民银行 银监会 证监会关于进一步规范地方政府举债融资行为的通知》（财预〔2017〕50号）
（九）《金融企业财务规则》（财政部令第42号）
（十）《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专项用途财政性资金企业所得税处理问题的通知》（财税〔2011〕70号）
（十一）《关于进一步推进扶贫小额信贷工作的通知》（桂开办发〔2016〕70号）
（十二）《关于稳步推进扶贫小额信贷工作的补充通知》（桂开办发〔2016〕177号）
四、《办法》的主要内容
《办法》分为八章，共三十六条。第一章为总则，说明了《办法》制定的背景依据，明确了风险补偿金发放的对象和范围；第二章为风险补偿金管理委员会，明确了县级风险补偿金管理机构、议事规则和各单位职责；第三章为风险补偿金的来源和补充，明确了风险补偿金的来源、补充机制和拨付程序；第四章为风险补偿金的日常管理，明确了日常管理的责任部门、三方共管机制、月报制度和补偿比例；第五章为风险补偿金的启用，明确了损失认定标准、负面清单制度、风险补偿金启用程序和退回机制、业务所需材料等；第六章为风险补偿金绩效考核，明确了考核要求和缓冲机制；第七章为保障和监督，明确了监督机制和问责依据；第八章为附则，明确了文件解释机构以及其他附加条款。
五、需要说明的重点问题
（一）风险补偿金的补偿比例。
从外省的情况看，全国扶贫小额信贷工作开展情况较好的湖南省郴州市宜章县扶贫小额信贷累计投放4.3亿元（其中户贷企用2.24亿元），对户贷户用资金补偿比例90%，对户贷企用扶贫小额信贷不予补偿。截至6月13日，该县4300多万元的风险补偿金仅启用45万余元。从我区的情况看，自治区扶贫办、金融监管局等相关部门均提出应将风险补偿比例设定为70%，而各市对风险补偿比例的意见不一，百色、河池、梧州、崇左、桂林、来宾、玉林、钦州、防城港等9个市同意风险补偿比例为70%，柳州、贺州两市建议按50%—70%执行，南宁、贵港、北海等3个市建议按50%执行。
为达到既合理分担信贷损失、确保不出现系统性风险，又压实放贷银行清收责任、尽量提高贷款回收率的政策目的，综合考虑各方意见以及我区扶贫小额信贷风险情况，本办法将风险补偿比例由原来的50%调整到70%，并保留风险补偿金不实行限额管理的规定。
（二）明确风险补偿金和担保金的区别。
中央各部委相关文件多次强调，不得将风险补偿金混同为担保金使用。风险补偿金来源于财政性资金，是政府为了鼓励相关主体向政策鼓励发展的领域投入资源、从事经营活动、完成特定任务而给予的一种补偿资金。而担保金则是在债务人不按约履行还款责任时需承担偿还义务的资金。两者的性质和会计处理方式均有本质不同。按照上述规定，风险补偿资金不能混同于担保金、不能直接代偿贫困户的逾期贷款。否则，将违反中央文件规定，并会触及地方政府隐性债务的政策红线。因此，在本办法的相关条款中，明确风险补偿金只是对放贷银行的合理损失进行补偿，并确认为银行的收入。
（三）对扶贫小额信贷的合理损失进行补偿。
本办法所称合理损失是指符合扶贫小额信贷经营活动常规情形，剔除了异常因素所致损失之后的贷款损失。政府建立风险补偿机制，其本意是对金融机构因放宽授信条件而多承担的风险进行补偿。但是，部分放贷银行在放宽授信条件的同时，也放松了贷后管理的力度，导致扶贫小额信贷风险步步累加，直至出现不良。因此，对扶贫小额信贷所形成的损失，在考虑进政府力推所带来的准入风险之外，还要考虑放贷银行贷后管理松懈、清收不力的影响和个别搭乘扶贫小额信贷便车违规发放的情形。这部分扶贫小额信贷损失即为不合理损失，由县里根据产生原因和责任划分，自行协调解决。另外，本办法制订了缓冲机制，采取全区各县扶贫小额信贷损失率横向对比和阈值相结合的方式，对扶贫小额信贷损失率超过10%且高于全区扶贫小额信贷平均损失率的县，其新发生的扶贫小额信贷损失暂不纳入风险补偿范围。
（四）风险补偿金的启用时间。
风险补偿金是减少放贷银行损失的最后一道关口，以呆账认定金额为基础来计算补偿金额。为鼓励、督促各方加快清收进度、加大清收力度，尽最大可能减少国有资产损失，风险补偿金的启用以完成呆账认定为前提。如果县级清收工作开展顺利，在较短时间内收集整理出完整的证明材料，即可按照财政部印发的《金融企业呆账核销管理办法（2017年版）》（财金〔2017〕90号）的相关规定进行呆账认定，并申请风险补偿金。此项制度设计主要是为了防止出现部分单位消极怠工、放慢清收工作、直接拖延至风险补偿金启动时间的现象。
（五）穷尽追索的要求。
根据国家有关政策法规精神，放贷银行应在各相关部门的协助下，查清贷款贫困户或企业名下财产，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申请查封、扣押、冻结，并积极跟进诉讼程序，尽快执行相关财产。上述财产包括但不限于：贷款贫困户或企业名下所有银行账户的存款（法律不允许扣划的除外），土地（林地）使用权、相关资源承包权、房产、钢结构厂房、机器设备、车辆、股权、其他流动资产和固定资产等。
（六）怠于行使代位追索权。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三条，因债务人怠于行使其到期债权，对债权人造成损害的，债权人可以向人民法院请求以自己的名义代位行使债务人的债权。针对户贷企用扶贫小额信贷而言，贫困户未使用贷款且不具偿还能力，企业从贫困户处获得资金而对贫困户负有债务，且二者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不属于专属债权。这一情形，符合代位权诉讼的条件。放贷银行可依此项规定直接向法院起诉企业，并将贫困户列为证人或第三人。如果放贷银行怠于行使代位权进行追索，错失清收时机，致使企业转移财产，造成贷款损失的，不纳入补偿范围。
（七）用扶贫小额信贷承接问题授信。
用扶贫小额信贷承接问题授信是指扶贫小额信贷发放时，企业存在资不抵债、征信逾期，或是企业原来的贷款因违法违规被要求收回等情形。这种情况属于非正常发放的户贷企用扶贫小额信贷，风险补偿金不予补偿，由县级协调解决。
（八）对风险补偿金不予补偿部分的解决途径。
本办法明确规定，由县政府协调相关部门和放贷银行对因不正常、不合理发放而造成风险补偿金不予补偿的扶贫小额信贷进行成因分析、责任划定和组织协调，以确定政银分担比例。这部分扶贫小额信贷的补偿不受本办法约束，不得使用风险补偿金，由县级在充分尊重历史事实、保障各方合理诉求、维护脱贫攻坚大局的基础上，依法依规制定补偿方案。
（九）其他相关问题。
1.本办法第四条所提“符合条件”指的是发放了扶贫小额信贷且不存在违法违规发放的情形，侧重点在于不存在违法违规发放的问题。
2.本办法第二十五条所提市场化方式处置不良贷款，是指放贷银行依照相关规定将进行债权转让，以降低不良贷款比率的做法，包括但不限于单户债权转让、批量不良转让、不良资产证券化、基金方式进行不良贷款转让等方式。市场化方式进行不良贷款处置后，放贷银行即可依据《金融企业呆账核销管理办法（2017年版）》（财金〔2017〕90号）进行呆账认定，并完成风险补偿和呆账核销等工作。
3.本办法第二十五条所提金融资产管理公司，需在与县里首次开展合作前，以正式文向自治区财政厅申请准入。自治区财政厅在对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的资质进行审查后，决定是否列入准入名单。自治区财政厅将定期向社会公告准入名单，并根据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的管理水平，对清单进行动态调整。
（来源：广西壮族自治区扶贫开发办公室网站）
9. 什么叫金融扶贫
金融扶贫是指利用金融产品对贫困对象进行扶持和帮助，达到金融产品在扶贫中起到推动作用。一般来说是以向扶贫对象信贷为主，其他参与融资、投资、基金、参股等方式起得收益，而助推贫困群体尽快脱贫。
它是我国扶贫开发的重要组成部分， 发放的形式主要有两种： 一种是到户的小额扶贫贷款； 另一种是发放给龙头企业以及基础设施建设的扶贫贷款。
拓展资料：
金融扶贫政策为了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定》，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议精神和由央行、发改委 、财政部 、银监会 、证监会、保监会和国务院扶贫开发办联合印发的《关于金融助推脱贫攻坚的实施意见》精神，围绕"精准扶贫 精准脱贫"基本方略，全面改进和提升扶贫金融服务 ，增强扶贫金融服务的精准性和有效性的举措。
第一条:为了切实加强对国家扶贫资金的管理，提高扶贫资金使用效益，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尽快解决农村贫困人口温饱问题的决定》（中发〔1996〕12号）和《国务院关于印发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的通知》（国发〔1994〕30号）精神，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国家扶贫资金是指中央为解决农村贫困人口温饱问题、支持贫困地区社会经济发展而专项安排的资金，包括支援经济不发达地区发展资金、“三西”农业建设专项补助资金、新增财政扶贫资金、以工代赈资金和扶贫专项贷款。
第三条:国家各项扶贫资金应当根据扶贫攻坚的总体目标和要求，配套使用，形成合力，发挥整体效益。
第四条:国家各项扶贫资金必须全部用于国家重点扶持的贫困县，并以这些县中的贫困乡、村、户作为资金投放、项目实施和受益的对象。非贫困县中零星分散的贫困乡、村、户和省、自治区、直辖市确定的贫困县，由有关地方各级政府自行筹措安排资金进行扶持。
第五条:支援经济不发达地区发展资金和新增财政扶贫资金，重点用于改善贫困地区的农牧业生产条件，发展多种经营，修建乡村道路，普及义务教育和扫除文盲，开展农民实用技术培训，防治地方病等。
10. 防范与化解金融风险的对策主张有哪些
论金融危机的法律防范
作者： 刘俊海 | 2004年12月12日22时19分 | 【内容提要】 内容提要
本文从分析金融危机的爆发原因入手，主张从从公法与私法（民商法）两个层面上构建防范金融危机的法律机制。作者指出，政府干预过多过滥，不可能有效地预防和化解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只能加剧和推动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的爆发；腐败行政、低效行政、黑箱行政本身就是金融隐患，过多过滥的审批本身就是金融风险；为防范金融风险，政府干预市场经济的法律形式必须限制在五个层次上。本文还从民商法的视角提出了防范金融危机的法律对策，即：积极稳妥地完成全部国有专业银行的公司制改革；对国有独资商业银行和国家控股的商业银行全面推行强制担保贷款制度；及早改变目前过分依赖于商业银行的危险局面，依法鼓励发展直接资本市场；尽快建立公司重整制度，实施公司拯救计划，避免公司、企业不必要的破产；预防泡沫经济，必须预防泡沫企业的滋生和蔓延；强化商业银行、证券公司、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和其他金融机构经营者和从业人员的义务与责任；进一步强化公司的社会责任，避免由于过分强调公司的营利性而破坏应有的信用关系、金融秩序、交易安全和社会公共利益；作为股东有限责任原则的例外，人民法院应当适用否认公司法人资格的法理保护公司债权人的利益。
一、引言
源于1997年下半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先是给泰国、印度尼西亚、韩国和马来西亚经济以重创，1998年底又席卷了菲律宾、香港、马来西亚和新加坡。对当前发生在亚洲地区和其他地区（如巴西、俄罗斯）的金融危机的实质应当有清醒的认识。金融危机的背后隐藏着深刻的经济危机，经济危机又可能进一步诱发政治危机和社会危机。虽然我国的金融市场和人民币币值在东南亚金融风波面前保持了相对稳定，但金融法制不健全，金融监管薄弱，金融秩序仍有待整顿。1998年12月9日闭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指出，“加快制定金融管理的法律法规，建立和完善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的有效机制”。因此，必须采取切实有力措施完善现行的中国法治，从制度上防范金融危机。
一国金融危机的爆发既有国内的原因（内因），也有国际大环境的原因（外因）；就内因而言，既包括市民社会和市场机制本身存在的金融隐患，也包括政治国家和政府干预诱发的金融隐患。因此，要从根本上防范金融危机，必须对症下药，从公法与私法（民商法）两个层面上构建防范金融危机的法律机制。由于篇幅所限，本文仅探讨国内公法与国内私法中的金融危机防范问题。当然，从国际公法与国际私法角度探讨国际金融秩序与经济秩序的安定性与可信赖性、加强各国之间的立法协调与金融监管合作也是非常必要的。
二、从公法的视角看政府干预在防范金融危机中的应有角色
（一）政府干预过多过滥，不可能有效地预防和化解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只能加剧和推动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的爆发
现在有一种观点，认为我国目前能够幸免金融危机的原因在于，政府对经济生活进行了有效的干预，于是开始怀疑市场机制的作用，认为市场机制不如政府干预可靠。笔者认为，必须承认以下事实：我国目前能够幸免金融危机的原因很多，不仅有正确、及时的政府干预，也有20年来改革开放所逐渐形成的坚实的基本市场经济体制框架；亚洲金融危机给我国经济生活已经造成了负面影响，而且这种影响有可能继续加深；虽然我国人民币的汇率稳定，但我国也为此付出了巨大代价；我国存在着不少爆发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的隐患。
毋庸置疑，为避免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的阴影，我国离不开政府干预；即使亚洲金融危机过去了，我们仍然要充分发挥政府干预的积极作用。但问题在于，如何界定政府干预市场经济的范围，如何处理好政府干预这只“有形的手”与市场机制这只“无形的手”之间的相互关系，如何规范政府干预市场经济的行为。如果片面迷信政府干预万能论，不注重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作用，一味纵容、鼓励不符合公正、效率、法治精神的政府干预行为，不仅不会阻挠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最终建立，而且会加剧和推动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的爆发。成也萧河，败也萧河。过去人们经常把“亚洲经济奇迹”主要归因于强大的政府干预；今天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在很大程度上也主要归咎于强大、过度的政府干预。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腐败行政、低效行政、黑箱行政本身就是金融隐患；过多过滥的审批本身就是金融风险。
（二）为防范金融风险，政府干预市场经济的法律形式必须限制在五个层次上
恰当地界定政府干预市场经济的范围，必须遵循以下原则：既要重视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方面的基础性作用，又要注意发挥政府在弥补市场机制缺陷、维护良好市场秩序方面的导向和校正作用；既要着力塑造和保护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社会主义市民社会，预防政府行政权对商法自治领域的不当侵入，又要强调和树立政府在经济生活中的应有权威；既要告别政府万能论，避免重弹政府大包大揽的老调；又要摒弃政府无为论，反对漫无边际地削弱政府职能；既要坚决转变和革除政府直接管理企业的旧职能，又要创造性地扩充和发展政府干预市场经济的新职能。
上述理念已经成为我国当前经济体制改革的主导思想。但是，把理念转化为现实，比起把理念表达清楚更为不易。在操作层面上如何解决好政府干预与市场机制、企业自治之间的衔接与契合，法学界似乎还缺乏深入的探讨。笔者认为，以经济行政机关和企业的相互关系为座标，政府干预市场经济的法律形式可以从以下五个层次上去观察：
1• 尊重企业商法自治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 简称尊重型干预）。
这是第一层次的干预。商法自治是私法自治原则（Prinzip der privatautonomie
）或意思自治原则（L’ autonomie de la volonte
humaine）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根据该原则，企业在法律规定和公序良俗容忍的范围和限度内，有权为了追求自身的经济利益，以自己的名义实施各种商事行为，从而为自己创设一定的商事权利、设定一定的商事义务，国家对此只能消极地予以确认和保护，而不能积极地予以干涉和妨碍。企业商法自治原则是市场经济和市民社会的需要和体现，也是现代商法和经济法的共同基础。企业商法自治原则又可以引申出三项基本原则：（1）企业财产所有权尊重（所有权绝对或所有权不可侵）原则。企业的生存和盈利，要求这个企业拥有实实在在的财产所有权（包括法人所有权）、特别是可以使用的资源，最为典型的包括资本、劳动、管理与技术。（2）企业的商事行为自由（含契约自由）原则。尽管有些当代法学家发出了“合同死亡”的慨叹，但契约自由在商法中作为一项根本原则并未发生动摇。（3）过错责任原则。企业在经营过程中，谁有过错，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和经营风险。该原则有利于鼓励企业放心大胆地开展商事流转、缔结各种商事关系，更好地取得利润的最大化。
在市场经济社会，市场风险和金融隐患无时不在、无处不在。企业商法自治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要求建立利益与风险、权利与义务对称机制，要求实现决策权利、决策利益与决策风险的企业化、分散化，能够在微观层次上自动、公平地抑制体制性金融危机的爆发。这种避险功能的发挥表现在两个层次上：首先，有利于实现市场风险与政治国家的隔离，既避免了政治国家制造的市场风险，又能把现有的市场风险局限于市场机制之中，从而防止了市场风险对政治国家的冲击；其次，能够合理地在市场主体之间分配市场风险，从而实现市场机制本身对市场风险的吸收和消化。因此，在一般情况下，债务人的违约、企业的资不抵债与关门破产不会诱发体制性的金融风险与信用危机。可见，为避免政府干预制造不必要的金融风险，为避免全体纳税人与全社会承担本不应由自己承担的金融风险，必须强调企业商法自治、诚实信用、契约自由与自己责任等基本市场法则。
当前，经济行政机关转变职能的重要内容就是，尊重企业财产所有权和企业的经营自由，满腔热忱地推动企业主体的商人化、法人化和平等化，推动企业行为的市场化、自由化、契约化、竞争化、公平化、公正化、规范化和诚信化。政府作为市场经济中的“裁判员”，要主动撤离资源的配置活动，不得随意越过市场、直接干预企业的投融资等商事活动，更不得与民争利。政府投资上项目，应当精而又精，把有限的财政资金用在刀刃上。重复建设，重复投资本身就是金融隐患。强调企业自治或企业意思自治，是政企分开、转变政府职能、实现商事权利由政府回归企业的关键。因为绝大多数商事活动是靠无形的手，即市场主体的个体自我调节机制去实现的。在这个意义上说，尊重型干预就是不干预、少干预；微观干预最少的经济行政机关是最好的经济行政机关。
鉴于我国多年实行计划经济体制，政府尚未完全养成自觉尊重企业商法自治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的习惯，政府的这种尊重义务应当被视为当前我国经济行政机关对企业所负的首要义务。要在实践中做到这一点，就需要在观念上打破人们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盲目迷信国家和政府、甚至认为国家和政府万能的固有观念。在相当长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阶段，我国将实行“小政府、大市场、大社会”的市场经济体制，国家和政府不可能为公民个人和企业提供“从摇篮到坟墓”的一揽子福利，并因此而取消公民个人和企业的自我奋斗。
2•保护企业公平竞争与公正交易应有秩序（ 简称保护型干预）。
这是第二层次的干预。仅仅尊重企业商法自治还是不够的。因为企业的经营自由，在不法利益和不良动机的驱使下，有可能被滥用。假冒伪劣、限购排挤、商业贿赂、商业欺诈、虚假广告、非法传销、倾销、搭售、围标、行政垄断、经济垄断等丑恶商事现象也会滋生蔓延。没有健全的市场管理法治，就没有消费者和企业赖以公正交易和公平竞争的大舞台，政府进行宏观调控的信号也会失真，从而误导企业行为。
没有规矩，不成方圆。政府应当坚决制止和反对损害消费者和竞争者利益的不法、不正当行为，为企业和经济组织创造良好的公平竞争与公正交易秩序，努力培育和维持一个涵盖各类生产要素的、成熟、开放、诚实、公平、统一的社会主义大市场。要维护市场经济的公正性、公开性、公平性，经济行政机关必须发挥应有的保护性职能。但政府不得为了私利而限制公平竞争、垒起行政垄断和地方保护主义的“篱笆墙”。行政垄断和地方保护主义不仅保护落后，压抑竞争；而且阻碍资金流、物流与信息流在全国大市场内部的循环，在深层次上潜伏着金融隐患。所谓“地方保护主义是块臭豆腐，闻着臭、吃着香”的实用主义态度必须予以纠正。
保护型干预与尊重型干预是密切相连的。因为，保护企业公平竞争与公正交易应有秩序，实际上就是要保护企业商法自治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不被滥用。但要明确，企业商法自治原则受到了侵害，并不必然导致行政权的干预。在很多情况下，博大精深、体系严密的民商法原则和制度，包括诚实信用原则、公序良俗原则、合同制度、民事侵权制度和民事责任制度等，都足以被企业和市场主体自觉引用，从而铲除不法、不当的市场行为，理顺受害人与不法、不当行为人之间的利益关系，恢复市场的正常秩序。而且，即使行政权介入的结果，导致了不法、不当行为人的行政法律责任，也不能代替受害人与不法、不当行为人之间私法关系的再调整。经济行政机关以行政罚款代替民事赔偿的做法更是错误。
3•对国民经济进行宏观调控（ 简称宏观调控型干预）。
这是第三层次的干预。政府直接管理经济的传统模式要尽快向宏观经济调控模式转变。在真正还权于企的同时，把大多数经济行政行为由政府对企业的直接、微观管理模式转变为间接、宏观调控模式。把综合经济管理部门改为宏观调控部门，绝不是简单的名称更换。宏观经济调控要“抓大放小”，该管的管住、管好；不该管的，放开、放活。宏观经济调控的对象与其说是企业，不如说是市场。因为，政府原则上不能直接介入企业的微观商事活动，对企业决策直接产生影响作用的，与其说是政府，不如说是被政府引导和调控的市场。政府、市场、企业这三者的关系可以概括为政府调控市场、市场引导企业。
宏观经济调控以追求社会整体经济利益、宏观利益为目标。如果说市场机制和商法自治原则的主要功能是保持和增强企业活力，那么宏观调控和宏观调控法律制度的主要功能是对国民经济进行合理的调节，确保国民经济经济有序运行。所谓“没有微观管理权，宏观调控权必然用不好”的观点是错误的。
要确保国民经济宏观调控的方向正确、效果良好，就必须明确宏观调控的目标。在实践中，对此存在着广狭不同的解释。狭义解释仅限于经济增长率和全国商品零售价格涨幅；广义解释除覆盖这两项内容外，尚包括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居民消费价格涨幅、财政收支差额、货币发行量、外贸进出口总额、人口自然增长率、城镇登记失业率、农村贫困人口减少数量、主要工农业产品产量、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规模、基本建设计划新增主要生产能力、广播电视人口覆盖率、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实际增长率。
笔者认为，宏观调控的目标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在不同的社会经济政治背景下，有着不同的内容。但不管在何时何地，宏观调控的目标还是具有一些本质性的要求，那就是：平衡经济总量，优化经济结构，防范金融风险，抑制通货膨胀，推动国民经济的稳定、快速、健康、可持续发展。其中，总量平衡与稳定发展是宏观调控目标中的精髓。当然，这种目标需要因时制宜、因地制宜，允许在不同的情形下有所侧重。但是，片面追求国民经济发展速度是错误的，在当前亚洲金融危机加深和世界经济衰退的情况下，更是有百害而无一利。本世纪初的“泰坦尼克号”就是因为船长轻信了一位记者的建议、为创造舆论轰动而全速行驶、最终撞遇冰山而沉没的。
为了实现宏观调控的目标，就要设计一系列宏观经济调控手段。这些手段主要包括：（1）政策引导。即制定经济和社会发展战略、方针和产业政策，在此基础上制定行业规划和行业政策，控制总量平衡，规划和调整产业布局；（2）杠杆引导。即根据产业政策和规模经济要求，运用利率、税率、汇率和价格政策等经济杠杆，引导企业调整产品结构和企业组织结构调整，实现资源合理配置；（3）信息引导。政府要及时发布各类与企业经营密切相关的宏观调控政策及其贯彻情况的反馈信息，从而引导企业决策行为；（4）市场准入。即政府为了实现特定的宏观调控的目标，根据法律规定，对适格企业发放行政许可。未获行政许可的企业不得进入特定市场。为兼顾宏观调控的有效性与经济行政的廉洁性与公正性，应当严格规制政府发放行政许可的范围与程序。行政许可的适用范围要少些，少些，再少些；精些，精些，再精些。铺天盖地的行政审批和行政许可，不仅起不到防范金融危机的作用，反而会对金融危机的爆发产生推波助澜的作用。既然行政审批无法担保上市公司和证券投资基金对投资者和社会负责，保障不了企业在被审批后一定能够承担社会责任，为何不取消不必要的行政审批，代之以行政登记和高强度的社会信息披露制度呢？（5）行政指导。即政府为了实现特定的社会经济利益目标，运用其享有的行政权，引导和规劝企业为一定行为或不为一定行为；（6）法律监督。事中和事后的监督，与事先引导同等重要。政府要加强对企业商事行为的监督检查，制止违反宏观调控法律制度、破坏宏观调控的企业活动。
宏观调控的主要手段绝不是互相孤立、互不搭界的。它们应当彼此协调、相互衔接、相辅相成，共同构成一个内在统一的有机整体，即宏观调控体系。在一部庞大的全国性宏观调控大机器中，每个调控部门只不过是一个螺丝钉。因此，各个宏观调控部门一定要识大体、顾大局，随时牢记共同的宏观调控目标。要强调部门间的团结、合作、沟通、默契和团队精神。宏观调控机制内部不能发生内耗。尤其是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财政部和中国人民银行这四家宏观调控部门，要力戒不同的宏观调控手段之间各自为战、互不协调，甚至互相矛盾、互相抵销、让企业和市场主体搞不清究竟以哪个调控手段的马首是瞻。值得指出的是，虽然我国的金融风险监管机构体系已经初步形成，既包括中国人民银行，也包括中国证监会和中国保监会等监管机构。但是，这种多头监管的体系也存在着各自为政、互不协调的弊病，亟待改革。这对于深化金融改革，逐步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相适应的金融调控监管体系，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促进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应当明确，宏观调控法的重心与其说是规制被调控者的行为，不如说是规制调控者的行为。宏观调控者应当自觉接受法律的规制和监督。
4•促成企业享受法定权利和利益（ 简称促成型干预）。
这是第三层次的干预。这一干预的特点是促成和帮助企业取得最佳的经营效果。它既不同于消极的尊重型干预和保护型干预，也不同于直接的给付型干预。其表现形式多种多样。例如，提供企业决策和经营活动所需要的信息和咨询；协调企业与其他单位之间的关系，保障企业的正常生产经营秩序；为企业正常的购并活动、投融资活动和其他商事活动，清除地方政府、政府部门或其他社会组织的不正当干预；为企业摆脱历史包袱、轻装上阵而建立和完善职工养老保险等社会保障体系。
政府进行促成型干预要注意度的把握，力求帮忙而不添乱、热情而不专断，力戒喧宾夺主、包办代替，更不得助纣为虐。例如，政府可以为民营企业的合并和重组创造条件，但不得越位干预，硬性捏合、拉郎配；政府可以为企业的股票上市清除障碍，但不得搞“捆绑上市”、“包装上市”的恶作剧；若此等等。
5• 向企业提供某种经济利益（ 简称给付型干预）。
这是第四层次的干预。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适当的经济利益给付也是必要的。经济行政机关有义务为了推动整体社会经济利益（如鼓励开发中西部地区、鼓励开发高科技产品、鼓励产品出口创汇、鼓励民间投资、鼓励企业承担社会责任），而向企业政府采购、政府补贴和奖励（如出口补贴、退税、贴息）等经济利益。当前，我国固定资产投资不是过热，而是偏冷。为确保国民经济的可持续增长，政府应当加大对科教、农业和城市基础设施的投资力度，从而拉动市场内需，带动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政府还可以直接向企业提供定单，与企业签订政府采购合同。包括政府采购合同在内的经济行政合同将会愈来愈成为国家干预市场经济的重要有效形式。
政府的给付型干预不仅适用于企业，而且也适用于作为公民个人的劳动者、消费者等市场主体。如政府有义务为劳动者创造就业机会、提供社会保障体系等。从广义上说，经济行政机关向企业提供的信息和社会服务，实质上也是一种给付，只不过与传统的财物型给付有所不同而已。
给付型干预是围绕特定的宏观经济调控政策，或者为了国民经济的整体利益而展开的，不是为了企业的个体经济利益而搞扶贫救济、“普渡众生”。应当充分体现平等对待的原则，不得开后门。因而，这与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政府无止境地向企业输血、企业无休止地向经济行政机关要钱要物的“跑部钱进”现象不同。
（三） 经济行政权的行使要遵守法定、效率、公平、人权尊重四原则
1•经济行政权法定原则
经济行政权法定原则应予尊重。虽然政府与被干预企业之间不平等，但也要贯彻经济行政权主体法定、内容法定与发动程序法定原则。要杜绝违法行政、脱法行政、卖法行政、弄法行政。经济行政权的行使不仅要合乎行政法，也要合乎民商法和经济法的规定。民商法和经济法实质上都是对经济行政权的限制。因为行政权力与商事权利都是资源的法律配置方式，二者此消彼长，是一种零合关系。商事权利的应有生存空间被确认、扩大了，行政权力的滥用空间也就相应地缩小了。行政权力制造的金融风险就能降到最低限度。
经济行政行为本身就是法律手段。不少官方文件经常把经济手段、行政手段和法律手段相提并论，有违法治精神。因为，经济手段和行政手段都是法律手段；二者有时很难划分，如税收手段；法治经济也不容忍超法律的经济手段和行政手段。建议把上述提法改成“民事手段、行政手段和刑事手段”或者“立法手段、行政手段和司法手段”的三分法。
不仅具体行政行为要合法，抽象行政行为也要合法。在政府制定行政法规和行政规章时，既要大胆地推进经济体制改革、果敢地进行制度创新，也要注意避免无谓的名词创新，预防和减少不应有的概念混乱。经济行政法规和行政规章中的术语应尽量与现行法律和基本法学原理中的术语一致起来。为解决好这一问题，政府部门应当自觉、主动地聘请法学家参与经济行政法规和行政规章的论证、起草和把关。
2•效率原则
经济行政权的行使要体现合法性原则，也要体现效率原则。政府要增强服务和效率意识，自觉树立尊重市场主体合法利益的市场主体本位意识，从骨子里面剔除轻视企业权利、鄙视商法自治的封建官本位意识。要增强政府的公仆意识，必须十分强调纳税人的主人意识、公民的人权意识。一些政府工作人员误以为“经济法治”是指政府用法律手段（法）治企业、整企业，而不是指依法保护、成全、服务于企业。这种观念急需转变。要破除官气十足的衙门作风，克服“门难进、脸难看、话难说、事难办”的怪现象，制止公文丢失、公文旅行、审批速度过慢、甚至谎称公文丢失、拖着不办、坐等进贡行贿等封建社会旧官场上恶劣伎俩的重演。经济行政机关应当有一部可资遵循的、对办事期限作出明确规定的《行政程序法》。依笔者之见，如果经济行政机关超过了法定办事期限，仍然不给予明确答复，既不表示同意，也不表示反对；那么，有关的企业和市场主体有权推定经济行政机关已经默示地表示同意。此种推定权，应当得到所有经济行政机关，乃至全社会的尊重。其他经济行政机关不得以该机关没有审批、盖章为由，拒绝为企业和市场主体提供行政服务。
3•公平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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