❶ 创业者如何去融资
1.一定要预留足够的时间，不要在弹尽粮绝的时候再融资
2.融资要一鼓作气，集中精力在合理的时间点，短时间内完成
关于时间点的选择，融资时，主要要考虑到包括企业、行业和资本在内的三个周期。
资本周期，是说一级市场和外部资金的充裕程度。
2015年中到2016年，被大家喊为“资本寒冬”，这一时间段内，融资的难度相对较大；2017年，情况有所好转，整个一级资本市场环境正在改善，因此，资本周期也处在回暖的阶段。这个阶段对创业者融资来说，极为有利。
行业周期，就融资来说，当行业处于向上发展的周期，此时融资便非常有利。
如，vr这一行业是在2014，2015年上半年的时候发展火热，许多创业者都将钱投进了这个行业，2016年下半年，由于某个vr产品推出后没有获得较高的市场接受程度，产业链最终并未打通，导致行业转冷。此时对于vr行业及相关的投资，明显就减少了。
企业周期，就要依据公司自身的发展来看。
当企业的发展达到一个里程碑的时候，就是开始融资的适宜时间。比如，从企业产品样机都没有出来，到样机出来这样一个里程碑的变化，这期间去融资就是比较稳妥的，此时投资人做决策也会比较快。
融资额与估值
1.要根据企业下一阶段的发展需要确定资金需求
2.估值报价一定要合理，市场最终决定价格
3.资本寒冬的大环境下，要学会小步快跑
融资额的选择，要根据公司下一阶段发展的资金需求来定，一般在12到24个月之间。
估值要报得合理，很多时候，估值其实是根据市场的供求关系来决定的。同时做到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如，当团队实力亮眼，该行业正处风口，或是项目在行业排名首位，这些都会有溢价产生。
如果正处资本寒冬，公司就应采取小步快跑的策略，少融钱先发展，之后再进行下一轮融资；但是，若资本环境较好，公司发展也较为顺利，那就要在未来潜在行业下滑期到来之前，尽可能一次多融钱。
❷ 天津自行车飞鸽牌第一辆是什么时候出厂的
飞鸽自行车 新中国第一辆国产自行车
文/孟凡红
1965年，飞鸽自行车的生产突破40万辆。这个时候，飞鸽成为全国最大的自行车厂。
尽管到七八十年代，飞鸽自行车才迎来日产万辆的鼎盛大发展时期。不过，现任飞鸽车业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高用亮说：“六十年代对飞鸽自行车是一个承上启下的重要年代。1950年天津自行车厂生产出新中国第一批自行车——飞鸽自行车。经过五十年代的探索，六十年代的发展，才会迎来七八十年代的鼎盛。”
六十年代的飞鸽自行车，已经开始出口到美国、日本等国家。传统造型的“黑老虎”自行车成为飞鸽对外的一个形象。
新中国第一辆自行车
1950年7月5日，新中国第一批自行车诞生了。
这10辆样车，是经过天津自行车厂的三百名工人两个多月研制出来的。为了这10辆样车，1949年刘少奇来工厂视察，亲自调拨13万斤小米作为恢复生产的经费，鼓励工人们搞革新造新车。果然，工人们生产出了“新中国一代坚固、耐用、轻快、美观的自行车”。工人们觉得这些车子又结实、又轻快，两个轮子就像翅膀一样，又正值世界和平运动，工人们提议：“就叫飞鸽吧。”
所以，就有了现在的飞鸽。不过，现任飞鸽车业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高用亮说：“飞鸽自行车是有着很长历史渊源的。1936年，日本实业家在天津建立昌和工厂，生产铁锚牌自行车。后来，国民党接管了昌和工厂，生产的自行车品牌改为胜利，后来又改成中字牌。新中国成立之后，将厂名改为天津自行车厂，生产飞鸽牌自行车。”
1958年8月，毛泽东主席参观飞鸽牌自行车（飞鸽车业公司供图，更多老照片 >>）
经过十几年的发展，1965年，飞鸽年产量已经达到40万辆。“当时，全国有四大品牌，凤凰、永久、飞鸽、红旗，飞鸽的产量是最大的，并且开始出口到一些国家和地区。”高用亮说。
不过，让飞鸽走入“日产万辆”的鼎盛是在80年代了。1987年，飞鸽拥有8000多名工人，年产量达到368万辆。“当时的效益非常好，许多货车都要排队到厂子这里拉货，每月都有几百万甚至上千万的利润，当时飞鸽是天津的纳税大户，为天津的发展做过很大贡献。”高用亮说。
在飞鸽工作已近三十年的质检部部长赵志国说：“我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飞鸽工作。许多同学都非常羡慕我。那时候国家在物资方面，尤其生活用品方面，大多数是凭票、凭本供应的。自行车也是属于凭票供应的产品，非常紧俏。我刚到飞鸽，就给了我一张26寸轻便车的车票，然后就有了一辆属于自己的飞鸽自行车。在路上骑着这辆车感觉特别自豪。”
而赵志国的大学同学们，都向赵志国打听“能不能搞到一张车票给我，想占一点你的光”。“那时候只要在飞鸽工作，无论是普通工人还是技术人员，都是一件非常自豪的事情。”赵志国说。
国礼飞鸽
1974年，美国总统老布什在北京任驻华联络处主任时，就和夫人经常骑着飞鸽自行车穿行于北京的大街小巷，被大家称为“骑自行车的大使”。
1989年，老布什就任总统访华的时候，天津自行车厂接到一个特殊任务，送两辆飞鸽自行车给老布什总统夫妇。“老布什总统访华的时候，向我们当时的国务院总理李鹏提到非常希望有一辆飞鸽牌自行车。李鹏总理通过天津市政府部门和我们厂联系接洽，我们当时正好推出两款新产品823型和824型车。这两款车型非常漂亮，车身乳白，果绿相映，色泽非常柔和协调。经过技术人员的悉心调试，这两辆车被送到了中南海。布什夫妇在钓鱼台国宾馆骑上了‘国礼’飞鸽自行车，连声说‘好极了’。这是飞鸽第一作为国礼送给世界政界要人。”高用亮说。
后来，1990年，飞鸽自行车又一次作为国礼送给社会主义国家古巴的总统卡斯特罗。2006年，飞鸽又把当时研发出来的碳纤维新材料自行车送给了意大利总理普罗迪。“普罗迪总理是自行车运动爱好者，对世界各个品牌的自行车都非常了解。当时外交部把这个任务安排到我们公司后，我们就把最新款的碳纤维新材料自行车送给了普罗迪总理。他收到我们这份礼物后非常高兴。”高用亮说。
不过，质检部部长赵志国说，飞鸽自行车不仅是国礼，还经常做一些特殊的定做，比如给曾经的第一高人穆铁柱定做自行车。“八十年代，那时候主要代步工具就是自行车，由于穆铁柱身高比较特殊，他提出来希望能够按照他的身材比例定制一辆自行车。我们的技术人员就为他重新设计了一辆自行车。穆铁柱收到自行车后，说终于能骑上一辆舒适的自行车了。”赵志国说。
国礼自行车飞鸽，还是七八十年代许多女孩出嫁时梦想的嫁妆。那时候，姑娘出嫁时要有三大件，自行车、缝纫机、手表。“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自行车是作为大件来使用的。北方一般以飞鸽自行车为主。那时候拥有一辆飞鸽自行车，就像现在有一辆丰田轿车差不多。”高用亮说。
股份制改革之路
九十年代，飞鸽从鼎盛走入低谷。
高用亮回忆到，随着市场经济的介入，厂里的一些管理方式、产品结构明显跟不上变化。自行车行业本来就是一个附加值很低的行业，属于劳动密集型企业。九十年代的时候，天津民营自行车企业发展很快，而且推出许多新款，比如色彩鲜亮的山地车等；飞鸽还是用传统的“黑老虎”来打天下。而且，当时的国企就是一个小社会，又办医院，又办幼儿园，什么结构都有，负担沉重。九十年代后期，企业经营非常困难，欠银行许多贷款，连职工发工资都很困难。
那是飞鸽一段艰难的时期。“许多职工因为发不上工资离开了飞鸽。许多职工还一下子不能适应这种变化，一个明星企业怎么一下子就效益不好了呢？那是飞鸽一段非常痛苦的时期。”高用亮说。
在痛苦的思考之后，1998年，飞鸽实施了第一个股份制改革。天津自行车厂拿出来一部分优质资产，组建了天津飞鸽自行车公司。“当时的想法是把这部分优质资产脱离天津自行车厂，以实现飞鸽这个品牌的正常运营和盈利。不过，新成立的公司很小，也没有脱离原来的大自行车厂，由于资金紧张，厂里经常发不出工资，这样维持了一年，公司也经营不下去了。”高用亮说。
1999年，飞鸽进行了第二次股份制改革。高用亮说：“当是把国有全营改制成为集体企业，和原先厂子完全剥离开了。这次改制还比较有成效的，至少让飞鸽扭亏为盈。在改制之前，飞鸽年产量只有二三十万辆，到2000年之后就有四五十万辆，每年以30%速度增长。”
但是，好景不长，到了2004年、2005年，飞鸽效益又开始走向滑坡。当时民营自行车企业发展非常快，自行车行业竞争特别激烈，企业之间就打低价格战。那几年钢材涨价厉害，利润很薄，所以企业又开始亏损。
于是，2009年初，飞鸽又进行了一次股份制改造。“这一次改造是主动性改造，产权非常明细、清晰。现在，飞鸽车业有限公司由飞鸽集团控股，民营资本介入，实现了国有控股、民营管理的模式。现在，飞鸽集团控股62.5%，剩余股份均在企业高管手中，激发企业发展的积极性。”高用亮说。
从1980年进厂，在飞鸽工作已近30年的高用亮，现在经常思考一个问题：“国家某权威部门在一次品牌价值评估中，飞鸽自行车的品牌价值5.4亿。我们拿了一个这么贵的品牌，如何让这个品牌发生效益，如何让一个老品牌实现新发展，是我们需要做到的。”
现在，飞鸽车业有限公司有两个五年计划。第一个五年计划，2009年到2014年，实现五年内年产量达到500万辆，恢复“日产万辆”的鼎盛；第二个五年计划，2015年到2010年，争取上市，成为一家结构完善、运营规范的上市公司。
高用亮觉得，在飞鸽工作30年最大的感悟就是老百姓还是非常喜欢飞鸽的。希望这个老品牌如他期待的一样，能够顺利实现未来的两个五年规划。转载自网易财经
❸ 飞鸽的产品
2009年，顺应消费者对电动车防雨遮阳篷的需求，建立在防雨、遮阳、挡风于一体，令所有二轮车族拥有一个舒适、便捷、休闲时尚的骑乘空间，真正做到比轿车更便利、更经济。让人们得到“二轮轿车”的高档享受。作为“二轮轿车”的新潮产品专业经营公司，华铸兴业以关注百姓民生为根本出发点，全力打造出更多符合百姓出行所需求的科技实用产品。
从100%到1.6%，国有资产在整个天津自行车行业中占有份额的变化，是一个标准的“国退民进”过程。“飞鸽”的膨胀、衰落直至今天的新生，终于一步步回归正常。然而，要恢复往日的荣光，对它来说已是一个无法实现的梦。中国周刊记者 冯翔天津报道
天津，东丽区程林工业园，大道上尘土飞扬，运送货物的卡车迎来送往。
“你是找中国飞鸽？”卖西瓜的小贩、修自行车的工人，都能准确无误地指出方向，即使它远在一两公里外。“飞鸽”现在的名字是“天津飞鸽车业制造有限公司”，刚搬到这里三个多月。
这是“飞鸽”的最近生存状态。在网上能查到的，“飞鸽”在西青区、北辰区的两个厂区已成往事，更勿论位于天津市区六纬路的老厂。那个曾经随着一辆辆自行车传送到全世界50余个国家和地区的地名，现在伫立着一片宽阔的住宅小区。厂房早已卖掉抵债。
“飞鸽车业”副总经理高用亮对《中国周刊》记者说：现在的“飞鸽”年生产量为120万辆。其中一部分为贴牌代工。
这个数字，在天津市每年的4700万辆自行车产值中，并不出众。与它自己的过去相比，只能用“柔弱”来形容。曾几何时，“飞鸽”这个中国人耳熟能详的名字，就是天津自行车产业的代名词。 作为中国自行车的发源地，天津的名字从来就与“飞鸽”联系在一起。1950年，新中国第一辆全部自行设计制造的自行车在天津自行车一厂出生，取名“飞鸽”。在自行车成为中国人普遍交通工具的过程中，“飞鸽”与上海的“永久”“凤凰”出尽了风头，被称为中国三大自行车品牌。
“六五”“七五”期间，天津市政府先后投资2.4亿元，对“飞鸽”进行大规模技术改造。自解放以来到1980年代末，以“飞鸽”为领头羊的天津市自行车产业累计上交国家利税60多亿元，是天津市的支柱性产业之一。
当年的技术工人，现在的技检部长赵志国回忆：作为“飞鸽”的工人，他们享有一项赢得社会普遍羡慕的福利：在物资凭票供应的年代，他们每人每年可分到一张购买“飞鸽”的票券。在自行车、手表、缝纫机被称为中国家庭“三大件”的年代，这张票太珍贵了，经常是早早就被亲朋好友预定：“我明年结婚，你那车票千万给我留着！”
当时的婚礼，一辆崭新的“飞鸽”往往便是女方的全部陪嫁，赢来阵阵艳羡。许多人因实在弄不到一张购买自行车的票券，只能自己想方设法收集自行车的零件，自己“拼”一辆。
1988年，包括另一个著名自行车品牌“红旗”在内，全天津市的自行车产业都集中到“飞鸽”名下，成为3万多人的“飞鸽集团”。这是计划经济时代，“飞鸽”辉煌的最顶端：国有资产占全市自行车产业份额100%，年产量661万辆。1989年2月25日，美国总统乔治·布什对中国进行访问。时任国务院总理李鹏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会见他，并赠送他们夫妇两辆飞鸽牌自行车，作为“国礼”。从此“飞鸽”顺利进入美国市场，它还曾成为中国对外援助第三世界国家的物资之一。
顶点之下，隐藏着巨大的危机。“飞鸽”作为大型国有企业，靠的是两大法宝：政府指令下的银行贷款，和包销全部产品。几十年来，“飞鸽”基本只有两种颜色：黑色和绿色。
天津大学企业战略与文化研究所教授和金生领衔的一篇论文形容当时的“飞鸽”：“保守、狭隘、自大、唯我独尊”，“具有鲜明的国企特色”。原因是“企业不直接面对市场和顾客，所要做的就是听从行政命令进行生产”。 政指令对“飞鸽”的负面影响，从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开始，初现端倪。如果把吉利汽车的标识取下，换成宝马的车标，以图让一辆汽车的售价提高，行吗？
当然不行。然而，这种类似的行为并不是假设，而是现实。“飞鸽”和“红旗”当年就曾在政府指令下，做过这样的违心之举。原因仅仅在于，一辆“飞鸽”的价格比一辆“红旗”要多二十块钱。
可以想象当时的尴尬场面：服从领导，移交了技术资料、设计图纸，“飞鸽”人心怀不满，认为抢了自己的市场；“红旗”人也不情愿，便宜耐用是当时的26型“红旗”一大卖点，该车素有诨名“不吃草的小毛驴”，走俏于农村市场。自己的品牌要被取消，谁乐意？
两个厂面临同样的工作任务：厂长给副厂长做思想工作，副厂长给车间主任做思想工作，车间主任给车间副主任做思想工作……
两个工业品牌的统一，谈何容易。需要改图纸、改模具、改车床，何况还是两个定位、市场都不一样的品牌。由“红旗”改成的“飞鸽”很快被民间称为“假飞鸽”，进而连累了整个“飞鸽”的销售。“永久”“凤凰”趁机抢占市场份额……
其时为1986年左右。改革进行了一年多，被迫中止。“改革是失败，但是当时也有好处。谁得了好处？政府。”当时的集团总经理萧庆源对《中国周刊》记者说。他试图从积极的角度谈那次改革的意义：天津市当时正是加紧进行市政基础设施建设的时期，资金极度短缺。“红旗”改“飞鸽”，当时的确增加了一些销售收入。这笔多出的钱，自然作为利润上交，用来修建了天津市的中环线等几条重要公路。
十几年后，“飞鸽”人因工厂衰落，他们的退休金、医疗费长期被拖欠。没有人能料到这样的后果。
1990年代开始，席卷全中国的体制改革扩展到了自行车行业。政府这才发现，自己已经逐渐扶不住这个庞大而附加值极低的产业了。从1990年开始，天津市轻工业局向民营企业大量发放自行车临时生产许可证，另一方面减少乃至停止对自行车产业的投资，并将这一行业认定为“国有资产退出的行业”。
在这种形势下，众多民营企业、乡镇企业迅速加入自行车行业。可怜当时的“飞鸽”基本上只会制造26、28两种车型，连中国女性的普遍选择——24型号的自行车都极少。要改个车型，需要至少两年的时间。“有个比方：河冻冰了。咱们回去开动员大会，开始设计冰车。人家民营企业直接拿个冰爬犁往上一放：五毛钱一位；结果发了。等咱们明年把冰车做好了拿来，河都化了。”一位当时的“飞鸽”高管说。
截至1998年，飞鸽集团溃不成军，连续5年亏损，累计达3亿多元，人员大量流失。而与此同时，民营企业利用“飞鸽”走出去的技术、管理人员，步步做大。天津市一位区长说了一句话：“一只鸽子掉下去，千万只麻雀飞起来。” 1998年，几百名“飞鸽”的老员工走上天津的中环线、外环线，用堵路的方式表达他们的诉求。因为“飞鸽”名气太大，影响也大，当时的厂长和书记双双下课。此事标志着“飞鸽”的彻底衰落。
之后，没人愿意接手这个烂摊子，甚至集团指派当时的副总经理去兼任厂长也被拒绝。最后还是行政指令起作用：再不去，立即宣布撤职！“飞鸽”这才算有了厂长。
今年64岁的龚孝燕，当年是飞鸽集团的副总经理，主管“解困工作”。对那段日子，她不愿意用“不堪回首”这样的词。跑市政府、区政府、劳动局、经委、工会、工商局，一个个衙门求来求去给工人找政策，找待遇，找出路。连厂房分开出租是否合乎规定，都要她去找相关的政府官员，硬把人家拽来现场办公——职工们纷纷另谋出路，或挂靠在集团下单干，飞鸽集团的下属企业三年就增加了一百家。大雪天的深夜，她独自一人跟几百名下岗职工谈判，苦口婆心几乎是央求他们不要有过激行动……那段日子给她留下了糖尿病、高血压和一身的病。一次导致她险些半身不遂，不得不提前退休。
“她(龚孝燕)那段时间至少给工人要来六七百万。”一位老飞鸽人说。对于个人来说，这个数字足够巨大和值得自豪。但要挽救飞鸽集团，只能是杯水车薪。据曾任财务审计处副处长的高用亮回忆，当时飞鸽集团一个下属厂每个月给退休工人看病的费用就高达数百万元，整个集团要想翻身，每个月需要1.5亿到2亿元之间。每时每刻都在增长的银行贷款和企业欠债的利息，对当时的“飞鸽”来说，都是天文数字。
根据飞鸽集团对提供的数据，当时市面上的自行车售价为200元左右，而一辆“飞鸽”的成本是600元。那些兢兢业业一辈子的老工人苦心钻研节约成本，一个七十几道工序的车铃才挣几厘钱；架不住“飞鸽”庞大的非生产部门人吃马喂：企管办、质管办、房管科、行政科、膳食科、幼儿园、医院、技校、职工大学……计划经济时代，这样的冗大结构是一切企业的最终发展方向。
1999年，中央下发《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要求分离企业办社会的职能，逐步把所办的学校、医院和其他社会服务机构移交地方政府统筹管理。对“飞鸽”来说，已经晚了。
越生产越亏损，成为政府决心从这一行业中退出的重要原因。现在的“飞鸽”，以上部门全部裁撤。仅剩的几个部门也变成了生产人员兼职。 困境中的飞鸽集团，最大的优势就是“飞鸽”这个名字。再拖下去，不是办法。飞鸽集团想了个办法：“砍树留根保品牌。”即：剥离一部分生产能力，抽调精干人员、技术和设备，另行组建一个企业实体，飞鸽集团以有偿形式将“飞鸽”这个品牌转让给它使用。这样，就把原先的债务由集团一身扛下，新的企业实体可以轻装上阵了。
1998年，飞鸽集团又咬牙贷款1500万，成立了全资的“飞鸽自行车公司”，赵志国和高用亮都在其中。一年时间，这个公司盈利了1000万元。然而，它能看着拥有上万职工的老集团债务缠身，无动于衷么？1000万盈利全部被集团抽回救急，公司又办不下去了。
“当时有个比方：我们是一艘小潜艇，集团是一艘航空母舰。我们这潜艇能拖动航空母舰么？”高用亮说。
明晰法律的人不难看出，“砍树留根”并不能一下让“飞鸽”抛下包袱。1999年，上海宝钢集团对“飞鸽”拖欠它多年的钢材款1400万元，提起诉讼并要求查封“飞鸽”品牌，准备逼它拍卖。这时候，政府终于对“飞鸽”多年来的贡献给以了回报。天津市政府介入，与上海方面反复交涉、沟通，最后于2002年达成还款协议，使“飞鸽”幸免于难。还有几次类似的危机，都被政府出面化解。
很难说清，是不是这次诉讼推动了“飞鸽”的改革。这年，第二次“砍树留根”奠定了今天“飞鸽”的合作形式：合股经营，公私合营。天津市西青区的一家乡镇企业腾达公司出了土地、厂房，天津市经委下属的华泽投资公司拿出400万元，跟飞鸽集团一起成立了“飞鸽自行车有限公司”。2004年，民营企业泰美公司的老总张健加上“飞鸽”的管理层，以个人名义注资808万元，三个国有股东持有的股份缩减到58%。2007年，这个公司的年产量曾达到过130万辆。
然而，在这种经营形式下，股东之间又出现了矛盾。“当时的股权很混乱，不明晰。比如说我们飞鸽集团用来入股的设备，都是很多年前的旧设备，没有计算折旧费；总股份1924万元，仅厂房就价值670万元。”高用亮说，当时的各方股东要求“飞鸽”以品牌入股。而在国有股份不占优势的形势下，这就等于出让“飞鸽”品牌。这促使“飞鸽”进行了第三次“砍树留根”。
2009年3月，天津飞鸽集团出资退了各方股份，采取了“管理者持股”的运作模式。它出资500万元，原副总经理张金瑛个人出资300万元，并担任总经理。在东丽区租下一片厂房，成了“飞鸽”的新巢：“飞鸽车业制造有限公司”。
“她(张金瑛)的300万元，应该也是几个朋友凑的。”一名“飞鸽”员工援引一条未经证实的消息说。
800万元，成了新“飞鸽”的全部资本。这一下产权彻底清晰了，生产设备也全部换新。“飞鸽”终于成为一家彻底的现代企业，得以卸下包袱进行市场竞争。但这样的规模，在天津市的自行车产业中已排不上号。
生产“飞鸽”的，还有飞鸽集团旗下的两个小企业：“飞鸽电动车有限公司”和“飞鸽电动三轮车有限公司”。都是国有与民间资本合资。再加上与“飞鸽”一样衰落的“红旗”，根据天津市自行车行业协会向《中国周刊》提供的数据：整个飞鸽集团的资产，在全天津市的自行车产业中只占1.6%的份额。
❹ 飞鸽商标设计者是谁
不知道您说的飞鸽是指哪一类的商标，具体的您可以登录中细软商标注册服务机构查询商标状态。
❺ 写字楼抵押贷款
公司的写字楼抵押贷款可以借5成 还款计划最长可以定10年
❻ 德州哪些suv车型可以无息贷款
这个都是可以的，详情问问4S就可以了
❼ 交行信用卡和借记卡有什么区别
1、定义不同：
（1）信用卡又叫贷记卡，是由交通银行银行对信用合格的消费者发行的信用证明。持有信用卡的消费者可以到特约商业服务部门购物或消费，再由银行同商户和持卡人进行结算，持卡人可以在规定额度内透支。
（2）借记卡是指发卡银行向持卡人签发的，没有信用额度，持卡人先存款、后使用的银行卡。
2、功能不同：
（1）信用卡具有消费支付、信用贷款、转账结算、存取现金等全部功能或者部分功能。
（2）借记卡不能透支。具有转账、存取现金、代收代付、资产管理等。
3、分类不同：
（1）信用卡分为贷记卡和准贷记卡，贷记卡是指持卡人拥有一定的信用额度、可在信用额度内先消费后还款的信用卡；准贷记卡是指持卡人按要求交存一定金额的备用金，当备用金账户余额不足支付时，可在规定的信用额度内透支的准贷记卡。
（2）借记卡按功能不同分为转账卡、专用卡和储值卡。借记卡不能透支。转账卡具有转账、存取现金和消费功能。专用卡是在特定区域、专用用途（货、餐饮、娱乐行业以外的用途)）使用的借记卡，具有转账、存取现金的功能。储值卡是银行根据持卡人要求将资金转至卡内储存，交易时直接从卡内扣款的预付钱包式借记卡。